秦王政十年，即公元前237年南宁配资公司，秦国发生了一件关系重大的事件。
当时，一位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来到秦国，提议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。然而，这一提议很快被秦国识破，发现这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国力、拖延自身灭亡的阴谋。此事一出，秦国内部立刻掀起了对外来人才的强烈质疑与反对浪潮。
秦国贵族们因被这些外来客卿分走了大量权力和利益，在秦国对东方六国的威胁日益加剧之时，坚决主张驱逐所有外国人。他们认为，这些外来者多多少少都在策划救自己国家于危难，这对秦国的利益极为不利。
在宗室大臣的推动下，秦国颁布了《逐客令》，命令所有在秦国政府任职的外籍人士必须立刻离境。
来自楚国的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。尽管心中充满不甘，他依旧鼓起勇气，写了一封《谏逐客书》给秦王嬴政，以事实和道理劝说他撤回这一命令。
李斯在书中举了多个例子：协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百里奚是晋国人；击破东方六国合纵的张仪出自魏国；更不用说为秦孝公谋划变法立下汗马功劳的商鞅是卫国人。没有这些外来人才，秦国又怎能拥有对东方各国的压倒性优势？
展开剩余87%这篇《谏逐客书》的核心思想是明确的：若秦国只想安稳一隅，可以依靠本土人才；但若志在统一天下，必须广纳天下英才。
嬴政读后大彻大悟，随即收回了驱逐令。
十七年后，秦国成功消灭六国，实现了大一统。《谏逐客书》不仅成为后代君主招贤纳士的重要典范，还被收入中国文学经典《古文观止》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然而，回顾这篇文章的背景，还隐藏着另一层深意——关于利益再分配的复杂问题。
当年秦国国力疲弱，被东方六国视作蛮夷。秦孝公即位后，面对连年败于魏国的尴尬局面，迫切希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。
改革势必触及既得利益格局，而随秦穆公起家的旧贵族坚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支持变法。
他们质问：凭什么要分给你？
面对朝堂上既得利益者的反对，秦孝公比唐文宗、光绪皇帝等后世君主更为成熟，他深知若贸然推行变法，首当其冲被干掉的极可能就是自己。
因此，他低调地在朝外寻找代理人和盟友。代理人干脏活，盟友越多，反对势力越弱。
秦国除了贵族，还有庞大的平民和奴隶群体。士农工商各阶层中，总能找到支持者，只要肯寻找，必然有人响应。
旧贵族利益链并非坚不可摧，秦孝公发现基层军人大多渴望通过立军功改变命运。
这是巨大利好：掌握基层军人支持，等于掌握军权，有了军权，变法推进底气十足。
正好卫国人商鞅提出了一整套变法强国的理论，完全能胜任代理人角色。
机会终于来临。
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任命商鞅主持变法，施行二十级军功制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按照商鞅的规划逐渐成为新兴贵族，旧贵族势力被压缩到边缘。
商鞅还规定：凡是东方各国移民秦国开荒者，三代内免税免役，政府免费提供房屋。
这优惠政策震惊天下，简直像天上掉馅饼一样。
大量来自赵、魏、韩三国因税负重和无地可耕的移民涌入秦国，荒地和林地纷纷被开垦，秦国由此富强起来。
虽然移民不缴税、不服兵役，但他们种出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，间接支撑了军队。
而且，如果移民想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，还是得参军打仗，遵守秦国的规则。
尽管商鞅最终遭到守旧派反扑而死，秦孝公的变法还是成功实现了利益再分配。
要吸引、留住并用好人才，就必须给予相应的利益，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秦国变法就是从旧有蛋糕所有者那里强制分出一部分蛋糕作为激励，新旧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，把蛋糕做得更大。
这与现代商业中的股权激励异曲同工：老股东股权被稀释，新股东带来技术与资源，使公司产品与业务获得市场优势。
讽刺的是，对手不联合反而互相攻击，争夺本已有限的市场。
李斯写《谏逐客书》的同年，一个魏国人向秦王政进言：“大王不妨拿三十万金买通东方各国权臣，从内部瓦解他们，六国不难消灭。”
秦王欣然同意，派出间谍携大量资金潜入六国活动，由此诞生了秦国消灭六国的功臣郭开。
这位策划“釜底抽薪”之计的魏国人名叫尉缭，他后来留下了兵书巨著《尉缭子》。
熟知敌人胜过自己人，正如李斯所言，秦国若不兼容并蓄东方人才，不可能有百年变法基础与统一天下的霸业。
客观说，秦国统一六国，是建立在大量移民带来智力和经济收益的基础上。
秦朝兼容天下人才的理念，在八百年后的唐朝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
经历了南北朝两百多年民族大融合后，唐朝的“天下”观念已从中原扩展到整个亚洲大陆。
盛唐时期的胸襟气度远超前朝，也超过后世宋元明清。
初唐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，南北华夷之分日渐模糊，邻国人才以在唐朝做官为荣。
比如，一位名叫晁衡的外国人，实为日本人阿倍仲麻吕，官至北海郡开国公、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，位列正二品。
唐朝气度宽广，曾为敌国效力的人才也被接纳。
武德九年，东突厥颉利可汗率二十万军队攻入唐朝，逼近长安。大将执失思力作为使节入城，吹嘘军力。
三年后，唐朝灭东突厥，俘获颉利可汗，执失思力投降，却未被追究，反被任为左领军将军，多次建功，封安国公，并娶唐高祖之女九江公主，成唐太宗妹夫。
见此，曾为唐敌的突厥人享受优厚待遇，吸引邻近民族纷纷归附，称臣纳贡，与唐朝建立良好关系。
其中，“昭武九姓”即由今日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伊朗北部、阿富汗一带迁入。
除了突厥和日本人，唐朝官员中还活跃着大量高句丽人、吐蕃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，实现了政治地位上的平等。
唐玄宗时期，仅长安就有四千多名外国官员和留学生，外族人掌握全国一半兵权。
发动“安史之乱”的安禄山、史思明为胡人，而平定乱事、功绩卓著的李光弼也是胡人。
唐朝末年，外族人任宰相达23人，唐懿宗时更有四位胡人宰相，使得宰相崔慎猷惊叹：“近来中书省全是蕃人！”
唐朝的领先，不仅在于文化与军事，更在于开放的理念与包容的心态。
美国作为移民国家，其现代繁荣同样离不开多元文化的融合。
17世纪初的美国，相较于欧洲大陆有一大优势：信仰自由。
彼时欧洲信仰纷争激烈，英国新教与法国天主教水火不容南宁配资公司，法国内部胡格诺派与天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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